鄭丁賢‧波斯商人‧華人廟宇‧世界觀

一個波斯裔商人之死，和一間華人廟宇有關；難以想像之外，也難免蒙上神秘色彩。

警方披露，波斯裔的阿馬銀行創辦人，胡先納加迪因為阻止吉隆坡觀音堂被拆除，土地被出售，而與人結怨；或許是阻礙了別人的財路，而被殺害。

胡先的華裔妻子是這間廟宇的理事，她本身也中鎗受傷。案情還未全面明朗，然而，從警方的發現，大致可歸納胡先之死有兩種可能原因，一是保護這間廟宇免因發展之名而被拆，二是阻止一宗非道德的交易。

如此推測，胡先很可能為了一個高尚的因由而犧牲。一個擁有財富、名聲和地位的穆斯林，卻為了一間華人的廟宇而失去生命；胡先納加迪究竟是甚麼人？

這是一個多麼引人探索的題目。

正好，胡先納加迪去年出版了他的自傳《海洋與山丘》（The Sea and The Hills），通過這本書，讓我發掘了他的世界。他是波斯裔（伊朗），在阿拉伯的巴林出生；父親是市場的菜販，每天收入少過一美元，生活窮苦。但是，回憶過去，他說，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50年代，正值青年時期，他參加地下組織，反抗英國殖民地統治，結果被驅逐出境。當他流浪到黎巴嫩，在地中海的海岸，前途茫茫之際，碰上一個德國人。德國人問他對未來的期望，他說要到西方國家去學習；結果，德國人給了他旅費，並收留了他。

這建立了他的生命觀，當一道門關閉的時候，不要放棄，老天其實替你開啟了另一道門。

在德國，他學會金融投資的知識和竅門，在銀行界發展順利，還收購了瑞士一家製造水翼船的公司。在60年代，他已經發覺東亞才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地，於是把業務搬到新加坡，做東南亞、香港、日本和韓國的生意。

70年代石油危機，阿拉伯國家成為暴發戶，他和大馬政府研商之後，引進資金，成立阿馬發展銀行。當胡先翁要設立伊斯蘭中心，他大力捐助，在吉隆坡成立這個研究中心和博物館。

當馬哈迪告訴他要在馬來西亞創辦一間像是牛津、劍橋水準的大學，他感動之餘，脫售手上的阿馬銀行股票，協助創建了國際伊斯蘭大學。他最後的心願，是準備成立納加迪基金，幫助貧苦兒童受教育；他從自己的身世和成長經驗，瞭解只有教育能夠改變人的命運，而腦力遠比財富重要。

有人問他，他是波斯血緣，阿拉伯出生，在德國成長，在馬來西亞成功；那他的歸屬究竟在哪裡？他回答：他屬於全世界。

而他對大馬最為鍾情，因為這裡是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正是他理想的世界之所在。最終，他因一間華人廟宇而喪命吉隆坡，為不平凡的生命寫下一個離奇，也可能是高尚的句號。

這起事件，對今年的開齋節，或有特別的啟發。開齋節快樂！

Note:

On July 29th 2013, banker Hussain Ahmad Najadi was shot dead while his Malaysian wife Chong Mei Kuen, 49, sustained serious injuries when they were shot from close range at a parking lot, after leaving the Guan Yin Temple in Lorong Ceylon. A gunman who crept from behind, fired randomly at Hussain Ahmad, 75, and his 49-year-old wife at close range, killing the renowned banker on the spot near a car park.

Najadi sustained two shots in the chest while his wife was hit in the left hand and right leg in the 2pm incident.Initial police investigations revealed that the gunman was among three people who waited outside the temple for Hussain Ahmad, who was in a private discussion with a colleague involving a share transaction. The gunman, who wore sports attire, dark glasses and a cap, was believed to have escaped in a taxi together with his accomplices.

Motive behind the killing is still unknown which until this moment police have not made any arrest yet.

鄭丁賢‧固打和績效的世紀馬拉松

真假績效制和固打制的疑問，讓我想起朋友告訴我的一段歷史。60年代中，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的一部份，人民行動黨的李光耀和巫統的馬哈迪曾經在國會進行激辯。當時，馬哈迪還是國會新科議員。他發言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大學學額給馬來學生，讓他們接受大學教育。

他認為，一旦更多馬來學生從大學畢業，將可以培養馬來社會的精英，從而改變土著的社經地位。李光耀聽後站起來反對；他說，提供更多的學額，讓更多成績未達水平的學生進入大學，並不會提高整體的教育水平，而只會降低水準。而且，一旦學生不須要具備一定的資格，就可以進入大學，這將會養成依賴的心態。他認為，如果這一年馬來亞大學醫學系招生，沒有一個馬來學生能夠考進去，那並不是大問題。

重要的是，一旦馬來學生知道他們必須靠成績才能進入馬大醫科，他們就會加倍努力，和其它族群學生競爭。第二年，可能就會有一兩個馬來學生憑成績進入馬大醫科，再過幾年，有更多馬來子弟考進馬大醫科。

幾年下去，馬來族群再也無須靠固打和優惠，而是靠努力和實力進入大學；與此同時，大學也可以維持高水平，培養國家的精英。朋友熟讀建國初期歷史，有關資料可在國會檔案和李光耀演說集找到。

這場辯論，其實反映了兩種思維；一是巫統的土著特權和保護主義，另一則是人民行動黨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以及績效主義。

接下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道揚鑣。李光耀帶領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然後在島國推行他的績效主義。馬哈迪則是一鳴驚人，被視為馬來民族主義代表；之後出任教育部長，全力推行他的保護和扶助政策，推行固打制。擔任首相後，更是貫徹始終。

國內大學的土著學生人數節節上升，從60年代的少數，到如今在公立大學佔了絕大多數。李光耀和馬哈迪都完成了他們的主張，雖然是在不同的國家。

今天，QS全球頂尖大學排行榜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世界排名第25，在亞洲排名第2（QS排行榜）；馬來亞大學在全球排名156，亞洲排名33。而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新大全球第29，亞洲第2；馬來西亞沒有一所大學進入前500名（或許沒有加入評選）。

如果把這兩種思維，當作一場超級馬拉松，那麼，經過50年的比賽，李光耀的主張跑在世界的前端，馬哈迪的主張則像是在跑步機上，原地踏步。

儘管如此，馬哈迪還在為他的政策辯護；他日前聲稱，公立大學大部份是馬來學生，因為他們沒錢進入私立大學；而如果採取績效制，馬來人將淪為苦力。

換個角度，如果當年接納李光耀的主張，在大馬的大學實施績效制，今天會是怎麼樣的景況？馬大會和新大並駕齊驅嗎？

----------------

(English Translation)

Half-century Race

Queries surrounding the true or fake meritocracy and quota system have reminded me of what a friend of mine used to tell me. During the mid-1960s when Singapore was still part of the Federation, PAP's Lew Kuan Yew and Umno's Mahathir Mohamad were once having an intense debate in the Parliament.

Mahathir, who was then a fresh MP, voiced out for expanded university quota for Malay students. He said more Malay graduates would be able to groom elite members of the Malay society, hence improving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he Malays. Lee stood up to protest, saying that providing more places for Malay students and allowing students not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to get into universities would only bring down the overall academic standards.

He said once the students knew they did not need to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university admission, they would slowly develop an attitude of reliance on the government. He felt it wasn't that much a problem if no Malay students made it to the medical school of Universiti Malaya for that year. More importantly, if the students knew they had to perform well in examinations to get into the medical faculty, they would step up their effort and compete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Perhaps a couple of Malay students could get into the medical faculty the following year, and more and more over the subsequent years. These Malay students would no longer need to rely on the quota system to get into local universities several years down the road. At the same time, the overall standards of local universities were also maintained.

My friend is well versed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ountry's nationhood and the above information could be easily retrieved from the parliament files and Lee Kuan Yew's speech collection. The Lee-Mahathir debate reflected two polarised views: Umno's bumiputra-first and protectionism on one end, and the Malaysians' Malaysia and meritocracy of PAP on the other end. Later, after Lee Kuan Yew led Singapore out of Malaysia, he implemented his meritocracy in the tiny island republic.

Meanwhile, Mahathir grew in popularity over this side of the Causeway and was immediately seen a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Malay nationalism. He was later appointed the education minister and put his protectionist and patronising policy as well as quota system into implementation, which he carried through until after he took over as the country's longest serving prime minister.

The number of Malay students in local universities are on the rise, from merely a minority in the 1960s to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in public universities today. Both Lee Kuan Yew an Mahathir have accomplished their respective advocacy albeit in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Today,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s ranked 25th worldwide and second in Asia in the QS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while our UM is 156th worldwide and 33rd in Asia. As for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 NUS is 29th worldwide and second in Asia while none of Malaysia's universities make it to the top 500.

If these two polarised views were to be equated to half-century marathon, Lee's advocacy is now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global race while Mahathir's still struggling from far behind.

Despite all this, Mahathir still takes pride in his policy and has recently defended it by saying that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in public universities are Malays who are not wealthy enough to atte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dding that meritocracy would only render these students labourers.

Looking at things from another angle, if the government back in those years adopted the views of Lee Kuan Yew and implemented meritocracy in Malaysia's universities, how would things measure up today? Would our UM be on the same par as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ow?

 Tay Tian Yan, Sin Chew Daily 

鄭丁賢‧他們的名字叫同胞

2012-05-01 09:04

大集會後的第三天，周圍的朋友還是很亢奮，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集會故事。大家談當天如何整裝出發，如何繞過路障，如何會合，如何唱國歌，如何喊口號……。

說著說著，眼睛閃爍出光茫，口頭上的“我”，也轉換成為“我們”。

而在428之前，“我們”這個集合名詞，原本是一群原本互不相識，未曾往來的人們。就在428，大家聚集在一起，發現彼此竟然有共同的想法，同樣的激情，相同的理想。

乃至於相同的遭遇――特別是水砲和催淚彈射來的時候。

水砲和催淚彈不長眼睛，不會分膚色和宗教；而它一射來，目標不分你我，而是射向“我們”。有人跌倒了，身邊人過來攙扶；有人被催淚彈熏了，旁邊遞來一把鹽；有人被化學水噴了，身旁送上清水沖洗。

關心你，幫助你的身邊人，很多是不同膚色，講不同語言的人。很多參與者，過去半輩子接觸的友族，都沒有這一天得多。

你叫不出他們的名字，然而，有一個共同的代名詞，叫做“同胞”。同胞，過去是一個課本裡的名詞；小學起，教科書就有這個名詞，我們的同胞是馬來人、華人、印裔人、伊班人、卡達山人，大家相親相愛，共建家園。

噢，那只是課本的內容，抬頭一看，教室裡沒有這些“同胞”，社區也沒有“同胞”，工作上沒有“同胞”，生活上也沒有“同胞”。

相反的，宗教不同，文化差別，社經差異，加上種種的偏見和刻板印象，讓“同胞”之間並沒有相親相愛，也不會共建家園。當然，超過百年的族群分治，半個世紀的種族政治，使“同胞”大為不同。

“同胞”變成“非我族類”；既然是非我族類，就缺乏了感同身受的同胞之情。然而，歷史有巧妙的契機，428這一天，竟然產生了催化作用，把同胞的感覺給催化了出來。

集會跨越了種族之分，不帶族群利益，而是以全民出發，以公民目標為理想，把人們凝聚在一起。從中浮現了一種新的公民認同，建立大馬人新的“愛的天地”（Identity，身份特徵）。

同胞，跳出課本，得到生命，也產生實質的意義。

鄭丁賢 ‧ 美國夢已遠

美國反華爾街運動，喊出一個口號，讓人叫絕。

“10年前，我們有史提夫喬布斯（Steve Jobs）、強尼凱許（Johnny Cash）和卜合（Bob Hope），今天，我們沒有喬布斯、沒有凱許，也沒有卜合。”

各位讀者，看出餡了嗎？

答案就在這3人的姓氏――Jobs，Cash和Hope，一語雙關，借用這3位已逝的美國名人，帶出今天很多美國人，沒有了Jobs（工作），沒有Cash（錢），也沒有Hope（希望）。

喬布斯、凱許和卜合3人在美國如雷貫耳；一方面代表美國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則反映美國社會變遷。以昨日的美國人，來嘲諷今天的美國景況，確是令人感慨。

喬布斯的地位無須贅言；有人說，有3粒蘋果影響了人類歷史，第一粒是亞當和夏娃的蘋果，第二粒是掉在牛頓頭上的蘋果，第三粒就是喬布斯咬了一口的蘋果。

喬布斯把創意、科技和市場結合起來，征服了全球；美國人擔心，老喬之後，後繼無人。

強尼凱許是風靡美國超過半世紀的鄉村歌手，如果不會哼他的歌曲，譬如I walk the line，那99%不是美國人。他的出身，奮鬥掙扎，以及成就，就是典型的美國夢的過程。

凱許在中西部的棉花田成長，家境貧窮，那個年代的美國人，經濟還未富裕，但是，心靈卻有鄉村民謠和福音歌曲來滋潤。凱許音樂才華傑出，他將鄉村民謠和福音歌曲結合起來，寫了千首歌曲；60年代美國高速公路銜接美國各地，凱許開始“高速公路演唱會”，一站一站的演唱，將歌曲唱到全國，唱入人心，成為真正的民間歌手。

卜合則象徵另一種美國精神。他是好萊塢巨星，能歌善舞還會演。大眾媒體時代降臨美國之後，卜合的歌曲和電影進入每一個美國家庭；尤其他擅長喜劇，更是把歡笑帶給美國人。

卜合熱愛勞軍，從二次大戰到歐洲戰場表演慰勞美軍，到韓戰、越戰、乃至後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老卜都親身到戰區去表演。

一般美國人愛國，卜合的精神感染軍士和民眾，大大提昇了他的地位。

老喬、老凱和老卜3人，是美國夢的重要代表；而他們的名字串起來是工作、財富和希望，那也是美國夢的重要成份。

今天，美國失業率高企，政府赤字和家庭債務沉重，貧富差距擴大；人民對未來缺乏希望，美國夢已遠，才會走上街頭怒吼。

鄭丁賢‧人間有A

在台灣佛光山住了幾天，有機會和星雲大師，以及幾位法師結緣，獲得開示。其實，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其它宗教的信徒。很多人以為，這是“無神論”（Atheism）；其實是一種誤解。

無神論者認為神不存在，甚至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他們更相信的是“人定論”，以人為中心，認為宗教是人的產物。

這種想法太過自大，往往是本身對宗教缺乏認識。

而我更傾向於“未知論”或“未定論”（Agnosticism），這是比較宗教學的一個術語。未知論者的涵義很廣。他可能接觸各種宗教，但都還未到塔信仰的層次；他也可能長期的探索宗教，卻還沒有確定信仰；或許，他視宗教為一門學問，是一種生命哲學。

或者，他認為生命和宇宙沒有答案。人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永遠都是謎。在宇宙和生命的面前，人太過渺小，怎麼可能找到答案。作為未知論者，有更大的探索和思考空間；而星雲大師是其中一個最好的生命導師。

大師宣揚人間佛教；宗教在人間，佛教是生活，就在生活中實踐佛理，用佛法找到生命的真義。

在佛光山見到大師數面。85歲的高僧，行動不便，多數時候要靠輪椅；眼睛看不清楚，瞇成一線。但是，大師思維清晰澄明，巧智慧心，以心為眼，道出真理。

同行問大師，世界最缺乏甚麼，最需要甚麼。大師毫不猶疑答說：“A”。原來，大師還保留揚州口音，A就是愛。

人生的痛苦，源自心中缺少愛，而起了懷疑、猜忌、仇恨。世界的災難，源自於人間缺乏愛，才有對抗、侵略、殺戮。大師以一生之力，每天寫作，耕耘不輟；在各地開講，諄諄開導；在世界開設了260多個道場，推動文化和教育。其實就是一個字：A。

大師對媒體人有特別期許，尤為愛護，就是希望媒體能夠協助引導正念，廣傳愛心，提昇社會，淨化人心。

我轉移話題，就社會目前對同志戀，同性婚的爭議，請教大師。大師一句話：“佛曰：‘不可說’”。

不可說，還是說了。“他們可以做，但是，其他人不能說。”大師的心，寬廣包容，含義卻也很深刻。

從中，領悟到大師以真善美看人生，鼓勵人們說好話，存好心，做好事；給人方便，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信心。

我再請教，佛教對現代世界的意義。

大師開示，歷史上，沒有一場戰爭是以佛教為名，佛教的核心價值就是和平。當世界處於對立和對抗的形勢，當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出現極大矛盾，佛教是一股暖流，從慈悲看世界，人間有A，世界和平。

大師領導佛光子弟和信眾，要在世界耕出這一塊A級福田。

鄭丁賢 - 全球化路線圖

國語教數理的列車未出發，已經有很多小朋友跳車。私立學校、國際學校，以及獨中的市場一片大好；報名的小朋友激增，全拜國語教數理所賜。

只要付得起費用，可以改乘汽車、高鐵、飛機；路線圖和全球化接軌，目的地是地球村。如果學費欠奉，或是有其它不便，必須報讀國中，那麼，就把命運交給教育部吧，雖然大家不確定會被帶到哪兒去。

在有限的時間內，教育部的選擇空間不大。其一是所有國中都改用國語教數理，其二是部份國中，在多數家長要求之下，可以保留英語教數理。不管是哪一種選擇，都可以預見幾年後的景象。

社會新生代將分為兩個群體。一是國語教數理的一群；一是英語（以及少數華語）教數理的一群。

這是兩條不同的起跑線，直接影響孩子們跑得多快，跑得多遠，跑向哪裡；他們選擇大學，踏入社會的際遇，也會不同。在過去的年代，能夠跑到甘榜或新村的邊界，已經不錯；但是，如今和未來，遠遠不足。

未來的要求，是跑遍地球村；而其路線圖，已經不單靠英語導航，而是靠多語，以及多元文化的能力。

就好像美國富豪，跨國投資人羅傑斯（Jim Rogers），他對全球化更為敏感，也更勇於探索和實踐。他瞭解西方的優勢，不過，也知道西方的問題；而東方的崛起，在他眼中，已經是必然。

西方已經負債累累，財富逐漸移往東方；全球化向債權人靠攏。作為資金經理，他必須對投資人負責；作為父親，他要為孩子做好準備。

他舉家從美國遷到新加坡，把小女兒Happy送入重點學校南洋小學就讀。8歲的Happy很快學會華語，而且和新加坡小孩一樣用功。

如果留在美國，Happy依然會是一個聰明、活潑，有創意、有同理心的美國小孩，不過，她不會學懂中文，也沒有機會汲取東方文化和價值觀。

留在美國，她會是一個優秀但平凡的美國人；來到東西方橋樑的新加坡，她很可能是一個更優秀傑出的地球公民。羅傑斯眼中，未來推動和領導世界者，不再是西方人，或是東方人，而是地球公民，因為他們最能配合全球化的需要。

羅先生和大馬教育部官員對全球化的認知，差距很大；他們擬定的路線圖，方向相反。在全球化時代，Happy的前景比較光明，還是大馬一般孩子更有前途？

羅先生要為Happy的前途負責，教育部則必須為十萬、百萬名大馬孩子著想。教育部作最後的決定前，應該參考羅先生的路線圖，為大馬新生代找到正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