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紐約黑夜巴黎 (1of2)

我在趕些什麼？我耗盡青春用盡全力，拼命追求身外之物，結果我真的比別人有錢、有名嗎？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樂嗎？遠方有廣闊的地平線，為何我還在原地搖過時的呼拉圈？

王文華／文

紐約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兩個面向。紐約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紐約是前半生，巴黎是下半場。

三十五歲之前，我認定紐約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所，畢業後迫不及待地去紐約工作。一做五年，快樂似神仙。我愛紐約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樣：她是二十世紀以來世界文化的中心。豐富、方便。靠著地鐵和計程車，你可以穿越時間，前後各跑數百年。人類最新和最舊、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紐約都看得見。

所以在紐約時，我把握每分每秒去體會。白天，我在金融機構做事，一天十小時。晚上下了班，去NYU學電影，一坐四小時。在那二十多歲的年紀，忙碌是唯一有意義的生活方式。活著，就是要把自己榨乾，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內外翻轉過來。

這種想法並不是到紐約才有的。其實從小開始，台灣人就過著紐約生活。紐約生活，充滿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資本主義的求勝意志。相信人要藉著不斷努力，克服萬難、打敗競爭。活著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權力與財富，是紐約人的兩個上帝。而能幫你走進天堂的鞋，就是事業、事業、事業。

在這種弱肉強食的生活方式，為了保持領先，每個人都在趕時間、搶資源。進了電梯，明明已經按了樓層的鈕，那燈也亮了，偏偏還要再按幾下，彷彿這樣就可以快一點。出了公司，明明已經下班了，卻還要不停講手機，搖控每一個環節。在紐約，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甚至趕盡殺絕。在紐約，沒有壞人，只有失敗者。台灣，是不是也變成這樣？

每一件事，都變成工作。上班當然是工作，下班後的應酬也是工作。有人談戀愛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歡，臉上都殺氣騰騰，準備拚個你死我活。

我曾熱烈擁抱這種生活，並著迷於這種因為燒烤成功而冒出的焦慮。這種焦慮讓我坐在椅子邊緣，以便迅速地跳起來閃躲明槍暗箭。這種警覺性讓我練就了酒量和膽量、抗壓性和厚臉皮。但也養成了偏執和倔強、優越感和勢利眼。在紐約時我深信：能在這裡活下來的，都是可敬的對手。黯然離開的，統統是輸家。人生任何事，絕對要堅持到底。半途而廢的，必定有隱疾。在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來，帶著人定勝天的活力，跟著法蘭克辛納屈唱〈紐約‧紐約〉：「如果你能在紐約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是的，在紐約，現代的羅馬競技場，我要和別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這套想法，在我三十五歲以後，慢慢改變。

第一件動搖我想法的，是父親的過世。我父親一生奉公守法、與人為善。毫無不良嗜好，身體健康地像城堡。七十二歲時，他得了癌症、引發中風，經歷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錢、堅信現在的苦可以換得更好的明天。我們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用在紐約拚事業的精神照顧他。但兩年的治療兵敗如山倒，最後他還是走了。父親逝世的那天，我的價值系統崩潰了。我一路走來引以為傲的「紐約精神」，沒想到這麼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職場。當我在企業越爬越高，才發現「資本主義」在職場中也未必靈驗。上過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開放市場」、「公平競爭」。大部分的同事都覺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敵人。職場上偉大的，未必會成功。成功的，有時很渺小。很多人一輩子為公司鞠躬盡瘁，最後得到一支紀念筆。那些捲款潛逃的，反而變成傳奇。

慢慢的，我體會到：世上有一種比「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高、更複雜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種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樂趣。那是衝衝衝的美式資本主義，所無法解釋的。我能在哪裏找到那種公平和樂趣呢？我想過西藏、不丹、非洲、紐西蘭。然後，我注意到法國。

住紐約時，法國是嘲諷的對象。身為經濟、科技、和軍事強權的美國，談起法國總是忍不住調侃一番。法國是沒落的貴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國人傲慢，高稅率讓每個人都很慵懶。動不動就罷工，連酒莊主人都要走上街頭。

搬回台灣後，普羅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蘭西斯‧ 梅思的《美麗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話打動了我：「在加州，時間像呼拉圈。我扭個不停，卻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陽光下，提著一籃李子，逍遙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趕些什麼？我耗盡青春用盡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結果我真的比別人有錢、有名嗎？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樂嗎？遠方有廣闊的地平線，為何我還在原地搖過時的呼拉圈？